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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进行最理想的自我调整，这种观点通常与另外一个观点联系在一起，即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印制了过多的货币，但是两种观点并无逻辑关系。从后一种观点出发，保持货币“井然有序”，或者换一种完全等价的说法，即将价格水平维持在可预测的状态，这一任务需要“外包”给实施通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由此可以推论，政府应该受到财政规则的约束，以防止他们随意发行货币来支付政府的支出。如果建立起正确的货币体制，并辅之以正确的财政规则，那么市场经济通常是稳定的。

　　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直截了当：如果要继续增长，仅仅控制货币并使政府置身事外是不够的。政府必须作为经济增长富有活力的引擎介入经济生活：控制经济中的需求水平是控制货币的必要条件。30年后，凯恩斯体系成为自身成功的牺牲品，它引入的有管理的市场经济被证明无法在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控制通胀。这重新开启了回归凯恩斯主义之前的正统学说的道路。只要独立的中央银行能够管理好货币，就可以依靠稍加管制的市场体系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经常性支出预算应当包括所有的转移支付，即社会保障福利和养老金等。人们认为这些措施越可取，就需要征缴越多的税。在经济衰退时，偿债基金的付款将会减少或者暂停，由此产生的赤字可以用于资助公共工程。这类工程应该有用作缓冲的库存，在经济低迷时扩大，在经济好转时收缩。为人们提供工作，即使是暂时的工作，也比给他们钱却让他们无所事事要好。公共工程应该设于存在高失业的地区，并以最低工资提供就业机会。这类计划是否能够增加一国的资本存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对维持就业状态发挥的作用。

　　理论上，所有公共投资都可以由国家的资本预算承担。然而，如果项目可能有利可图，但是由于短视或者其他原因，对私人投资者没有吸引力，则有充分的理由将其外包给独立或者准独立的机构，比如国家投资银行，并以商业模式运作。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心理方面的考虑。这些机构的借款属于“预算外”，因此避免了由于政府赤字增加引发的反对意见。如果这些投资被认为独立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公众对这些投资具有的价值将更有信心。但是，经济方面的理由也很充分。这种机构的管理人员和员工可以提供政府官僚机构所缺乏的技术服务和技能。国家投资银行的商业目标是赚取与投资成本相等的平均投资回报率。

　　1984年，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宣称，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驯服通胀”。在接下来的这些年，几乎所有中央银行接受的指令都体现了这一目标，即实现事先设定的“通胀目标”，通常是每年2%左右的通胀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央银行被允许“独立地操纵”利率。现在，迫切需要“征服非充分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将“驯服通胀”作为宏观政策唯一留存的目标就无法与时俱进，实际上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中，问题在于通缩，而不是通胀。

　　（5）中央银行将会失去独立控制利率的权力。它们的职责应该是支持政府的经济政策。它们就政策利率向政府提出建议，而不是决定利率的水平。作为一个独特的政府机构，它们有权公布自己的不同意见。对拥有自己的政府和货币的国家而言，央行职责范围的改变仅需要修改国内法律。这实际上是恢复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的普遍状态。对欧洲央行的职责范围进行这种修改，目前还无法实现，因为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能够告诉欧洲央行应该做什么。

　　主流宏观经济学认为，货币只是笼罩在实体经济之上的“一层面纱”，长期来看对产出和就业等实际变量没有影响，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导致价格水平同比例的变动；政府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而是产生问题的原因，所以经济运行最好留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是，从大萧条、滞胀到大衰退，作者戳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剖析了凯恩斯主义理论与政策如何屡次在危机中被迫登场，却又屡遭背弃，揭示了主流经济理论的片面性与意识形态底色。